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大变革的一百年，是决定民族前途命运的一百年。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艰苦探索，中华民族面对内忧外患，前赴后继，英勇抗争，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变革，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跨跃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迈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就此，中国完成了西方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从结束封建帝制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处在中国社会历史大动荡、大变革中的中国文学的发展，犹如一条长河，慷慨悲歌，曲折跌宕，波澜壮阔，浩荡前行，以现代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语言塑造现代文学形象，启蒙国民意识，弘扬现代文明，讴歌民族精神，深刻折射出中华民族从救亡图存走向全面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艺术地再现了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壮丽图景。

中华民族是拖着沉重而又耻辱的脚步进入20世纪的。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身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亡国危险。“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着救中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蔡元培等一大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政治、旧文化发起猛烈的进攻，掀起了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毛泽东选集》700页）“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毛泽东选集》688页）毫无疑问，“五四”运动作为20世纪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现代中国的奠基礼。“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以来所倡导的现代新文化、新文学，以全新风貌冲破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桎梏，成为烛照民族精神的火炬，激励人民奋进的鼓角，张扬先进文化的大纛。

以狂飚骤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潮头，以彻底反帝反封建为使命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自20年代掀起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在形式上一举突破三千多年来形成的文言文体，建立了白话文学新文体，跨入了世界现代文学的行列；二是在内容上，新文学积极投身人民鞭挞和驱除黑暗、讴歌和追求光明的伟大实践，为民族启蒙而高歌，为人民觉醒而呐喊，义无返顾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民放解放的伟大斗争，为推翻“吃人”的旧制度发出愤怒的吼声。其间，进步作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左翼文学运动风起云涌，大师林立，群星璀璨，名篇巨著难以胜数，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文化新军，“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698页）

在风雨如磐的年代，鲁迅发誓“我以我血荐轩辕”，以悲愤的《呐喊》发出振启灵魂的强烈呼唤；《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首篇白话小说，以犀利的锋芒揭露了旧礼教的“吃人”本质，歌颂了民主革命者不屈的战斗精神；《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对贫苦百姓的悲惨境遇寄与深切的同情，并深刻揭示了旧时代国民性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在《伤逝》、《孤独者》中，他入木三分地刻划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及其苦闷与彷徨，同时又表达了“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求索”的不息奋斗精神。鲁迅的作品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光芒永存的丰碑。

以《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的新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以火山喷发似的灼热激情，对光明的未来和理想作了热烈的歌颂。在《凤凰涅》中，他以狂飚突进的气势诅咒旧制度的毁灭，呼唤新制度的诞生。此外，郭沫若还有许多著名的剧作和小说，都反映了他反抗黑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

茅盾在创作长篇小说《子夜》时，站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高度，深刻洞察了在帝国主义列强强权下民族工业发展中的困境，考察了中国工人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境遇，生动地塑造了在重重矛盾包围之下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这个典型形象。此外，茅盾还以青年知识分子的抉择和追求为主题，创作了《毁灭》、《动摇》、《追求》、《路》、《三人行》等许多中篇小说，揭示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反抗黑暗、追求光明、走向革命的心理状态和心路历程。茅盾的短篇小说也颇具特色，《林家铺子》在风雨飘摇中的倒闭，深刻揭示了社会下层人民的悲惨境遇。

巴金伴随20世纪人民反抗黑暗统治的抗争，创作了一大批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热爱的史诗般的作品。从1929年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到《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抗战三部曲》，从杜大心的“灭亡”，觉慧的愤怒出走到冯文淑冲出反动家庭，投身抗日救亡，无不浸染着作家爱祖国、爱人民、爱民族的深沉情感和反抗黑暗、反抗封建礼教的正义呼喊。

老舍的《骆驼祥子》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以浓重的笔墨和深切的同情，描写了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悲惨命运。《四世同堂》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用无情讥讽的笔调，揭露了形形色色的洋奴，为人民遭遇发出沉重的叹息。

曹禺创作了在现代戏剧史上有重大影响、几十年来长演不衰的《雷雨》和《日出》。

冰心的《寄小读者》在无边的黑暗世界里闪射出一线爱的光芒。闻一多、艾青、臧克家、田间、柯仲平、光未然等人的诗歌充盈着悲愤的泪水和爱国者的呼号，同时以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讴歌了中华民族为求解放而进行的“血的战斗”。田汉、夏衍、洪深、阳翰笙等人的戏剧电影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我们民族最伟大的精神号角《义勇军进行曲》———今日的《国歌》正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艾青诗中所歌唱的那样，广大中国进步作家“举着火把，高呼着／用霹雳的巨响／惊醒沉睡的世界”。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论著，对我国20世纪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讲话》在总结“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化运动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怎样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性和根本性问题。20世纪中国文学自此突破基本上囿于知识层的状况，走向工农大众，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由此进入第二个高潮。其中代表性作品主要有巴金的《憩园》、《寒夜》，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丁毅等人的歌剧《白毛女》，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孙犁的《白洋淀纪事》，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草明的《原动力》等。

共和国建立之后，我国文学进入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新阶段，出现了第三个高潮。这个时期的文学，在欢呼人民革命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同时，也面对着战后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艰难局面。作家们一方面深情地回顾革命战争的历史，塑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又以饱满的热情赞美着共和国的劳动者、建设者，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长篇小说中的《红旗谱》、《红岩》、《红日》、《青春之歌》、《苦菜花》、《迎春花》、《野火春风斗古城》、《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创业史》、《三里湾》、《上海的早晨》、《一代风流》、《潜力》、《茫茫的草原》、《草原烽火》、《李自成》（第一卷）、《林海雪原》等作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持久而空前广泛的影响。诗歌方面，除了艾青、臧克家、田间、阮章竞等老一代诗人在继续深沉地咏诵之外，又加入了郭小川、贺敬之、闻捷、张志民等人充满时代激情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歌唱。散文方面，则有魏巍、刘白羽、秦牧、杨朔等人的诸如《谁是最可爱的人》、《长江三日》、《艺海拾贝》等大量名篇佳作。这正是人们常说的“前十七年”文学创作的辉煌成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随之掀起了第四个高潮。以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和江泽民同志在第六次文代会、第五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为标志，我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新时期。在新时期初始阶段，广大作家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冲破“四人帮”的思想禁锢，文坛迅速呈现出文思泉涌、异彩纷呈的活跃局面，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刘绍棠的《烟村四五家》，王蒙的《蝴蝶》，邓友梅的《烟壶》、《那五》，陆文夫的《美食家》，柯岩的《周总理，你在那里》和《他乡明月》，从维熙的《北国草》，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谌容的《人到中年》，贾平凹的中篇小说系列，张贤亮的《河的子孙》，焦祖尧的《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王安忆的《长恨歌》，叶文玲的《心香》等。这里应当指出，中国新时期文学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具有这个时期的许多特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国门大开，西方文化思潮纷至沓来，文学既有在思想性、艺术性上大胆拓展积极创新的一面，又有一些人在艺术观念、表现手法上片面追求乃至盲目崇拜西方“后现代”的一面；既有形式、风格、流派丰富多样十分活跃的一面，又有少数作家心浮气躁、粗制滥造的一面。但就其主流而论，新时期文学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下，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文艺传统，努力吸取世界各国思想文化成果，密切关注亿万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在作品的生产总量，在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拓展，在思想的开掘和艺术的创新，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在反映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群众道德情操和文化素质等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辉煌。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在江泽民总书记关于繁荣长篇小说、儿童文艺、影视文艺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的鼓舞下，越来越多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在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总结创作经验，满怀激情投身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和改革开放第一线，向人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汲取营养，一批充满时代气息，反映现实生活，讴歌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品应运而生。王火的《战争和人》，陈忠实的《白鹿原》，刘斯奋的《白门柳》，刘玉民的《骚动之秋》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史铁生的短篇小说《老屋小记》，邓一光的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邢军纪、曹岩的报告文学《锦州之恋》，李瑛的诗歌《生命是一片叶子》，何为的《何为散文选集》，樊骏的文学评论《认识老舍》等70余部（篇）作品获鲁迅文学奖。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中宣部和有关部门遴选的姚雪垠的《李自成》（全五卷）、周梅森的《中国制造》、张平的《抉择》、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曹文轩的《草房子》、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全传》、霍达的《补天裂》、邓一光的《我是太阳》、向本贵的《苍山如海》等十部优秀长篇小说，都在广大读者中引起较好的反响。

回顾百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浩浩长河和灿烂星空，这里所勾勒的仅仅是一个大概的历史轨迹。但是，我们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伴随着百年来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始终与本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20世纪中国文学也同样取得了毫不逊色的辉煌成就。

总结历史是为了指导未来。历史永远是伟大的教科书。任何有思想、有追求、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都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认真思考和总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发展进步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为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宏伟纲领，创造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繁荣局面而努力奋斗。

1、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选集》698页）回顾自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发展史、文学发展史，可以明显地看到，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旧中国闭关锁国封建统治的大门，把中国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其文化也随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由此形成了中国的旧礼教与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相结合的精神文化统治。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旗帜，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精神而永垂青史，推动了进步文学的蓬勃发展。“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态势所决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

20世纪4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全民抗战、救亡图存的重要战线之一。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条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并提出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文艺的任务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并强调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真正建立起人民大众的文化。从此，我们的文化、文学自觉地迈开阔步走向人民大众，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崭新局面。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讲话》一直是指导我国先进文化和革命文艺发展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江泽民在六次文代会、五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与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我国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发展。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邓小平同志的《祝词》明确提出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文艺家“在这个高尚的事业中”，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要“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在对外开放和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学与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同步发展，文坛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上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近一个世纪以来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是我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我们党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重大发展，是我们党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深刻总结。先进社会生产力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先进文化，而先进文化又是先进生产力的反映，既为生产力发展服务，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作为当代作家，要适应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努力创作具有时代气息、反映先进文化的优秀作品。

2、文学的发展永远不能离开时代、离开人民。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作家群的人生历程清楚地表明，任何一个作家要想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所作为并为人民和历史所承认，必须认清自己所处时代的本质，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方向，作出正确的选择，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与命运融入到历史进步的潮流中去，把自己的情感活动融入到人民追求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的渴望中去。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始终不离人民，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战斗姿态“奋然而前行”，胡适后来却走上一条与时代发展背道而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道路；都曾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向封建礼教展开过猛烈的战斗，国难当头，抗战兴起之际，鲁迅率先拿起了他的“投枪和匕首”，而周作人却坠入耻辱的深渊。百年来类似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这些事例都雄辩地证明，历史的光荣永远属于那些与人民创造历史同步前行的作家，永远属于那些忠实地再现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作家。

当然，我们在倡导文学创作不离时代，不离人民的时候，丝毫没有否定文学所具有的审美、娱乐等多种功能，而是倡导把文学的审美、娱乐等功能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审美活动之中，文学的审美要植根社会生活之中，植根于对真善美的追求之中。那种玩世不恭与戏弄人生的人生观和审美观，是扭曲人生、误导读者的错误的审美取向。历史常常出现惊人的重复和巧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鸳鸯蝴蝶派”中的一些人，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取通俗之名以言其奸”，“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一些媚俗作家。“他们违反艺术倡求真善美整体融合的规律，不能在最低限度内为读者提供使心灵受到净化的审美信息，因而旋生旋灭、被历史扫入艺术公墓里去的作品，为数是很多的”（见《中华文学通史》近代文学编六卷267页）。我们热切希望我们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要牢记历史的教训，切莫把自己的作品送入“艺术公墓”。

我们倡导文学不离时代、不离人民，与尊重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是完全统一的。不言而喻，文学创作是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对客观现实生活进行审美心理活动和情感抒发活动的过程，是作家通过自身审美意识认识和表现客观外部世界的形象思维过程。文学作品是作家作为审美主体对外在物质世界客体的审美反映。齐梁时期的刘勰就明确提出“神与物游”的观点，指出作家的艺术构思、形象思维过程，是内在之神与外在之物同游的统一过程。倡导文学创作紧贴时代，紧贴生活，就是希望我们的作家，把创作主体的“神”与外在客体的“物”统一起来，把大量的形而下的感性认识，提升到形而上的理性认识，从而正确把握时代生活的本质，并根据个人独特的发现、理性的思考、情感的感受和心灵的体验，创造出充满时代精神和个性魅力的生动文学形象。就像庄子在《知北游》中讲的那样，“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像鲁迅在《二心集》中指出的那样，“题材要广，开掘要深。”这正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辩证统一过程，切不可片面强调“文学回归本体”而使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走向自己时代的“边缘”。

我们这一代作家所处的时代，是前辈作家所面对的“冷酷”与“黑暗”已被“再造”为人民共和国的时代，是社会深刻变革、民族全面复兴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前进步伐之壮阔，事业之宏伟，创业之艰辛，前景之壮丽，令国人鼓舞，引世人瞩目。东部正在迈向现代化，西部为实现现代化正在大开发，举国上下一派壮观景象。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本身，就是亿万群众演出的艰苦创业、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并要求作家“以自己的艺术实践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和着时代的脚步，与祖国一道前进。”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党殷切期望作家同人民一道演好当代“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人民也热切地呼唤着唱响这场历史活剧的文学佳作。毫无疑问，这个伟大时代为一切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作家活跃在东部，创作了一批又一批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作品；西部地区曾有许多佳作问世，在大开发浪潮的推动下，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诞生在今天和明天。

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确有一个如何认识把握时代本质和主流的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时代是一个社会深刻变革的新时代，既有光辉壮丽的一面，又有泥沙俱下的一面，如何像鲁迅把握二、三十年代的生活那样科学地把握今天，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易事。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把握时代生活的本质与主流，切不可把枝蔓看作主干，把支流看作主流，消极揭露甚至丑化正在生机勃勃前进的社会主义事业，误导社会和读者。我们党所领导的、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学，总是要讴歌人民，讴歌改革开放，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努力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这就要求我们的广大作家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精心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同时又要勇于“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

此外，在深入生活的问题上，还有一个什么是生活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无须争论的常识。毫无疑问，我们倡导的是深入时代生活，是希望作家同人民一道演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并在这场历史活剧中扮演灵魂工程师的角色。那种闭门发掘“内宇宙”的创作和“阳台观景”式的生活，如果能产生出启迪心灵、净化灵魂、健康向上的作品，在文坛上当然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当下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之说却是值得商榷的。毋庸置疑，文学创作是作家个人的主体行为，当然是个人写作，或称“私人写作”。但是，世界上不可能有作家主体与社会客体完全隔绝的“私人化写作”。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作品总要走向广大读者，如果作品中只有“私人”的声音而没有时代的巨响，只有个人的“倾诉”而没有对社会生活、人们心灵的关注和关爱，其社会功能、社会审美价值就难以提升到更高的境界。至于那些恣意无度地描写性生活的庸俗作品，更难以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本世纪30年代曾出现过的“狎邪小说”、“娼门小说”，在历史上都是短命的。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类东西更难以存在下去。

3、文学的发展要面向世界，大胆借鉴，善于继承，勇于创新。

回顾20世纪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还有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就是对外来文化既要大胆地采取“拿来主义”，又要善于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把“拿来”的化作民族的，并在这个“化”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这条历史经验，对于今天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尤其重要。

21世纪将是高科技迅猛发展，经济走向全球化，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的世纪。在发达国家处于强势，南北差距不断拉大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要抓住机遇，求得发展，竞争必将日益激烈。反映在观念形态的文化上，有的西方国家总是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国，而发展中国家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必将加深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我国文学界要充分认识新形势，把握新情况，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坚持作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学。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说，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学作品则属于美学形态的精神产品。它主要是通过美学形象，开掘人的情感世界与心灵美德，通过作品的艺术魅力，引导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人们的认识领域将更加开阔，文学要为培养人们的现代化高尚情操和社会风尚，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为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做出努力。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在借鉴、继承和创新中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使文学百花园永葆姹紫嫣红的繁荣景象。这就要求在创作的指导思想上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本任务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指导思想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但是，在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受社会生活多样化的影响，存在学术理论上、学术观点上、创造个性上的多样化要求和多样化取向。没有多样化，就没有学术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就没有创作上的审美个性与作家审美意识上的独创精神，就没有文学发展从内容到形式的开拓与创新，从而很难塑造个性鲜明、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因此，我们文学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提倡学术和艺术上的多样化。

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这是当前我国文学发展面对的老问题，又是新课题。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形势下，有人提出，网络信息时代已打破人们思想文化上的国界，因此文化的发展也必然走向一体化。这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可能的。文化作为每个民族不同历史发展轨迹所形成的独有的观念形态，受每个民族经济政治发展历史的制约，都有不同的传统形态，世界因此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格局，不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一体化”的文化。历史的经验表明，没有独立的民族文化，就没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尤其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强大的独立的民族文化，对于保证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尤为重要。当然，这不是说文化不能对外开放，恰恰相反，我们主张充分利用友好往来等各种方式和网络信息等各种现代传媒，加大各国文化交流的力度。在新形势下，如何学习、借鉴外来文化，江泽民总书记有着十分明确的论述：“学习和借鉴的目的在于博采众长，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如果丢失自己的创造能力，盲目崇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只能亦步亦趋，变成人家的附庸”。江泽民同志还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进程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立身之本。”

在创新与继承的关系上，我们历来倡导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继承。这就要求我们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要采取严肃的、科学的、分析的态度。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学史的大国，早在春秋时期就产生了《诗经》，以后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都在世界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青年作家一定要下功夫学习熟悉自己国家的文学史，藉以丰富自己的学识，把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与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努力创新，有所发现，有所前进。